【奇怪的名字】
2009年，[邁克爾·摩爾]拍攝了《資本主義：一個愛情故事》；2010年，新浪潮大將戈達爾帶來了自己的新片《電影社會主義》。如果說，摩爾的紀錄片有著《資本主義》這樣的“名號”是因為他在影片中講述了資本主義本身種種弊端的話，那么戈達爾的這部主要講述幾個人“游歷”的影片被叫做《社會主義》，實在是非常奇怪了。
對于這樣的疑問，戈達爾說：“在影片開拍前，我就會給影片起好一個名字，因為就好像是作家寫文章，、音樂家譜寫音樂一樣，導演給電影敲定了一個名字之后，就等于給整個作品定下了一個基調。在開拍前，我會給作品擬定一張標題的列表，然后從中選擇幾個我認為合適的標題。我一開始把這部電影叫做《社會主義》，并沒有什么過于特別的用意，也沒有什么特指或者是暗喻。只不過在我列出的諸多的名稱中間，我個人比較偏愛這個名字而已。可是在拍攝的過程里，我漸漸覺得《社會主義》這個標題并不算太好，因為電影本身漸漸脫離了我最初的想象。拍完之后，我覺得更應該叫它為《共產主義》或者是《資本主義》。當時，電影的名字還不確定，只有制片公司把它叫成《電影社會主義》。為了得到一些朋友的意見，我把這部電影的小冊子郵寄給了我的朋友，哲學家讓-保羅·庫熱尼爾。看完小冊子之后，庫熱尼爾給我回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這封信有十二頁長。他在信里說到自己的成長經歷，說到自己在地中海沿岸的見聞和感想。最后他說自己很喜歡這個電影和這個叫做《電影社會主義》的標題。得到了朋友的肯定，我覺得自己像是吃了定心丸一樣。所以，這部電影就被叫做了《電影社會主義》。”
除了個人的喜好之外，戈達爾還從幾何學的角度上給出了影片名稱的解釋。戈達爾表示說：“影片中的人物沒有任何組織在一起的規矩，就是覺得合適就出現在了一個合適的地方。這樣的組織人物和情節的方式同樣適用于詩歌、繪畫或者是幾何學——角色的搭配就像是歐幾里得的幾何學一樣，非常根本、非常基礎。這樣的一種觀念不能用語言表達，這就像是一個集體。什么說到集體和集體主義，人們就會聯系到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又是政治。”戈達爾的這番形而上學的解釋很難讓人理解，所以有的記者會問歐幾里得的幾何學在影片中的具體應用。戈達爾半開玩笑地說，這個問題“應該去問亞里士多德”。
【歐洲零年】
戈達爾的這部影片幾乎全部故事都發生在一艘游輪上，圍繞著幾個身份各異的人，在地中海沿岸展開了一段游歷的旅程。這部電影的內容的確十分古典，因為歐洲古典小說向來就有游歷和傳記的兩個傳統。所以，有評論認為戈達爾的影片是一次“回溯和回歸”。
談起影片的文學性，戈達爾也坦承說，自己“欠了歐洲神話和莎士比亞一筆創意費”。戈達爾說：“的確，這部電影的故事參考了一些小說、神話的情節，而且演員們的臺詞也更像是書本上的語言而不是口語。實際上，這個影片的故事并不是從小說改編來的，它來自各種各樣的途徑。有的情節是電影、有的情節是電視，還有的則是繪畫、哲學等等。很難給他們一個具體的定義，因為當我要給他們下定義或者是做出一個說明的時候，我實際上談論的是我自己。我經常會陷入一些形而上的思考之中，同時我本人又不希望這么飄渺——這并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影片中那些演員在地中海沿岸的游歷的故事，是實實在在發生過的，它并不是來自荷馬史詩，當年，年輕的莎士比亞就曾經按照這個線路游歷過歐洲。所以，這個部分是來自莎士比亞。我原本準備把影片放在塞爾維亞拍攝，可是沒能成功；后來我又想把故事放在圣馬丁島上講述，講一個家庭內部的故事，可是因為電影長度的限制，沒有寫作出來合適的劇本，所以這個計劃也就放棄了。”
戈達爾一貫喜歡在自己的影片里使用名勝古跡和神話來發表見解，《電影社會主義》也不例外。在影片中，圍繞著地中海的旅程，我們看到了各種各樣的古跡、聽到和各種各樣的神話傳說，這些故事大多是歐洲文學的開山作品，也是歐洲文明的鼻祖。戈達爾說：“當代社會，希臘人和德國人有很大區別，可是在更早的時候，整個歐洲只有一個文明的發祥地——對此，希臘人根本不屑去爭辯什么。因為那是歐洲零年的時代，一切都在懵懂和恍惚之中。這種文化上的原始感就是影片中人物帶給觀眾的感覺。所有的人物都有一種標志性，所有的角色在成型之前都被改寫過。所以你會覺得人物有一種相隔甚遠的時空感，他們仿佛來自另外一個時代。”
【那不是我】
戈達爾總是會在自己的影片中加入一些評注性的“道具”，比如突然出現的雕塑、沒有聲源的聲音等等。在這部影片中，戈達爾讓全中國人民都喜愛的神獸在加油站的兩個鏡頭里漏了一小臉。很多影評人覺得對事態冷眼旁觀、總是淡定自若的“神獸”是戈達爾的隱喻或者是諷刺。甚至有人說，神獸就是戈達爾。
但是，戈達爾卻對此予以否認。他說：“這就是一只我幾乎每天都能見到的動物而已。在我的眼里，這就是一只驢子。有一天，我走到他面前，對它說，我們要在電影里使用你。后來，他就順理成章地出現在了我們的影片中。我喜歡在電影里使用一些動物或者是其他的東西。對于這個世界，我們總是號稱自己才是良知什么的。但實際上，我們都知道，自己可不是什么道德模范——只有這些動物才是。我們認為它們沒有語言，實際上它們懂得交流；我們認為它們沒有辨認自己面孔的能力，實際上，它們也有。那些貌似博學的人，比如說列維納斯（法國哲學家）完全錯了。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只美洲駝，是一種象征和雄辯的代表。列維納斯可能從來沒有在鏡子中看過自己的臉，因為他曾經說過類似于一個人沒有辦法在看到他人的面孔之后，結束別人的存在之類的話。因為他不知道，鏡子中的自己實際上就是另一個我。我時常照鏡子，看到的是一個奇怪的人。”戈達爾用了另外一個準確的詞來概括這種他對世界的認知，他說的是“生態學”。他說：“生態學才是問題的核心，因為這種種的一切都是相輔相成的，沒有單獨生長出來的觀念，也沒有超驗的現實。無論是電影也好還是社會也好，甚至是人們對事件的認知，都是建立在生態的基礎上的。”
一兩年前，就是開始拍攝《電影社會主義》的時候，戈達爾就會覺得鏡子里是另一個人，而不是他自己。最近，他才能從鏡子中看到自己。戈達爾說：“所以，在影片中找到我之前和別人諸多作品的影子，比如約翰·福特，瓦爾達等等，這些都是認知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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